• 摘要:商品房小區業主自治的水平直接關系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業主自治,既取決于積極分子的建設性作用,還受到消極分子的重要影響。消極分子的消極行為表現為低度參與和搭便車、侵占公共利益以及定向打擊積極分子等,并產生明顯反激勵作用,瓦解業主自治。利益調整、社會約束能力弱、低度信任和信息不對稱以及社會保護機制欠缺是消極分子反激勵作用得以實現的內在因素。應該通過強化行政執法力量介入、完善監督體系和建立組織化保護機制,建構針對消極分子的約束機制,保障業主自治良性運行。

    關鍵詞:商品房小區,業主自治,消極分子,反激勵作用,約束機制


    一、問題的提出

    商品房住宅小區是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的產物,時至今日已然成為市民最主要的居住空間。小區管理水平,直接關系到億萬市民的居住質量和生活品質。小區管理主要采取業主自治的形式,通過業主合作自主治理小區內的公共事務,維護小區公共秩序,營造宜居的居住環境,并實現房產價值的保值增值。然而,業主自治的實踐效果并不理想。近些年,城市小區矛盾糾紛大量涌現,其中不乏激烈的群體性事件。筆者在許多城市小區業主自治的實地調研中,發現業主群體中普遍存在一支特殊的力量,這支力量并不一定具有組織性,大多只是散布在業主中的個體。根據他們發揮作用的性質,可將其稱之為“消極分子”。消極分子構成了發揮建設性作用的積極分子力量的對立面,其對業主自治產生的消極作用并不亞于積極分子,但這個群體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本文將簡要勾畫消極分子的群體特征,揭示其在業主自治中的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消極分子的約束機制,而約束機制能否建立并發揮作用,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業主自治的效果。

    業主自治本質上是業主這個陌生人群體能否達成集體行動的過程。按照集體行動理論,城市小區規模過大,又由陌生人組成,缺乏社會資本,內生激勵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業主中的“關鍵群體”自然引起研究者的興趣。“關鍵群體”是指集體行動中的發起者和倡導者,他們在集體行動中發揮著負擔初期成本,形成示范效應,促成人們加入集體行動的激勵措施等作用[[2]]。在本土社會語境中,“關鍵群體”又被稱為“積極分子”“居民骨干”“社區領袖”“社區精英”“能人”等,這些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有公益性、有熱情,有的還具有某些專業技能和特長,有的還是擁有優勢資源的社會精英,他們在社區公共事務中表現出超過普通居民的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和能力,成為社區基層組織的重要助手、業主維權的領袖。盡管也有研究指出過于依賴關鍵群體可能造成“精英依賴”[[3]]、“精英替代”[[4]]或暗箱決策及與民爭利[[5]]的問題,但大多數研究還是認為要充分發掘和培育這個群體,并給予有效激勵。毋庸置疑的是,在業主自治實踐中,“關鍵群體”確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積極和建設性作用,業主自治的有效實現,也確實需要建立動員機制和激勵機制,將關鍵群體的積極作用最大化的激發出來。不過,或許是受“關鍵群體”理論視野的限制,研究者反而忽視了對業主自治中另外一些群體的存在和作用,也就是筆者所說的“消極分子”。

    集體行動理論對消極行為的關注,主要集中在“搭便車困境”。搭便車者,是那些不付出責任,卻能夠分享收益的人,群體規模越大,搭便車者就可能越多[[6]]。在業主自治中,“搭便車”現象非常普遍,有研究將其稱為“自治困境的根源”[[7]]。不過,就筆者的文獻檢索范圍來看,這方面研究數量遠少于“關鍵群體”,特別是將業主自治中的“搭便車”問題作為主題的更是少之又少。搭便車者顯然屬于本文所說的“消極分子”,他們發揮的明顯是“消極作用”而非“積極作用”。不過,本文要重點關注的消極分子并不局限于搭便車者。一方面,“搭便車”者在實踐中并不完全是主觀惡意的,很多人是在不自知情況下搭了便車,最典型的就是不交物業費的業主。除了一部分業主屬于惡意欠費外,相當多業主是基于各種理由欠費的,特別是同物業公司在物業服務上有分歧。盡管這些欠費理由一般來說都不會得到法律支持,但從主觀認識來看,這些業主并不知道其欠費理由是不合理的,也并不知道他不交費其實搭了那些交費業主的便車,免費享受了具有公共品屬性的小區物業服務。實踐中這樣的業主不在少數,特別是隨著小區物業服務關系的惡化,這個群體還會持續增加,物業費收繳率僅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小區并不鮮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是否存在主觀惡意,行為人對業主自治產生的消極作用其實是要區別開來的。這一點后文還會繼續闡述。另一方面,業主自治中存在比“搭便車”更具破壞力的消極行為,這類業主的消極行為在性質上不同于那些主觀不自知的搭便車者,一般來說,搭便車行為并不會直接針對其他業主,這些人是自覺不自覺的搭“所有業主”的便車,但破壞行為卻是有具體指向的,指向的還是作為“關鍵群體”的積極分子。理解了積極分子對于業主自治的重要意義,就不難想象這種破壞行為造成的社會后果。不過,這個問題目前還未得到研究者的關注,筆者以為,若不能理解業主自治的消極分子及其作用機制,僅僅依靠關鍵群體的作用是無法真正實現業主自治的良性運行的。

    二、消極行為與消極分子

    “消極性”是根據業主在業主自治中的參與情況來界定的。業主自治不同于業主維權,維權明確指向業主之外的“他者”,主要是開發商、物業或者政府,維權是有始有終有明確目標的事務,終究要以某種結果結束,無論這個結果是否同維權預期一致。區分維權與自治,是為了表明二者對業主參與的不同要求。維權盡管也涉及全體業主權益,卻并不要求全體業主參與才能達成。一般來說,有關鍵群體作為維權領袖進行謀劃和主導,再加上一些積極分子協助,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維權任務,一些策略行動或許需要更多業主的參與,以營造聲勢,向維權對象施加壓力,但總體而言,大部分業主是可以比較消極、而且事實上也確實比較消極的。大部分業主的相對消極和低度參與,并不一定影響維權目標的達成。可自治不同,自治事務既要指向物業公司等“他者”,更主要還是指向業主自身。業主自治主要實現形式是組成業委會,業委會受全體業主委托并代表業主監督物業公司管理好小區。自治事務不但有大量決策需要召開業主大會決策,日常管理中也要涉及全體業主。每位業主(更準確地說是小區內所有居民,因為并非所有居民都是業主)在小區中的居住和生活都是對小區設施設備的使用,使用行為還會產生外部性,如果產生了負外部性,影響到其他業主正當權益或小區公共利益,則不但物業公司有責任處理,業主自治組織也有權根據《小區業主規約》進行干預。因此,業主自治必然是全體業主都要參與的事務,其復雜程度更高,實現難度也更高。曾經擔任過業委會主任的著名業主維權人士北野先生曾說,“維權的最高境界,不是和開發商、物業公司斗,而是業主和業主的維權”“開發商和物業公司對業主的傷害,我叫‘肌膚之患’,真正的‘心腹之患’來自業主。”[[8]]“心腹之患”中最主要的便是業主的消極行為。根據行為本身的消極性程度對業主自治產生的傷害程度,可以將消極行為大致分為如下幾個層次:

    一是低度消極和低度傷害行為。這是最常見的消極行為,低度消極行為主要表現有兩類,一類是在業主自治事務的決策和執行中的低度參與或不參與。按照《物權法》規定,小區中的重大事務決策必須經由業主大會決議,并且有“雙過半”的簡單多數和“雙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要求。這就對業主參與決策提出了要求。事實上,相當數量的業主并不一定關心自己的決策權,也不一定具備行使能力。決策事項同其個體利益的直接相關度越不容易被其感知到,業主參與積極性越低。這種常見的“冷漠”“沉默”只要限定在一定規模,尚不至于對業主自治產生過重傷害。另一類是無主觀故意的搭便車行為和部分故意搭便車行為。無主觀故意的搭便車就是前文提到的,因為認知不足、向物業公司表達合理抗議等原因發生的欠費行為,這種行為經過宣傳教育,或者物業公司自我糾正后,行為人會主動改正。還有一些主觀故意的搭便車行為,行為人雖然未盡義務卻可能享受權益,但其搭便車并不會對相關事務的完成產生嚴重破壞性后果。也就是說行為人只是搭便車但認可相關事務的合理性,也不采取反對或抵制行動,最后事情仍然辦成了。最后需要補充的是,“低度” 是就單個或少數行為人來說的,不過,這類行為容易發生擴散效應,若行為人數量超過一定限度,將大多數人業主卷進去,其對業主自治的傷害程度也會增加。

    二是中度消極和中度傷害行為。這類行為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故意侵占公共利益,另一類因個人利益妨害多數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故意侵占公共利益的行為最常見的是違規占用小區共有空間或共有財產,比如違章搭建、占用樓道堆放物品、毀綠種菜等,還有一些有償使用的共有設施設備卻不支付使用費,比如地上停車位。妨害多數人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就是當后者的實現會一定程度上損害個體利益或者需要其盡義務時,相關業主采取抵制、對抗行為進行阻止。比如小區樹木修剪,確實受影響的低層住戶有合理需求,但不受影響的高層住戶卻可能進行阻止,指責物業公司破壞綠化,可能導致事情辦不成。比如常見的裝修破壞承重結構、私自住改商等等,實現了個人利益,卻會損害大多數人利益。再比如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大多數人有需求并愿意支付資金,卻可能因為沒有需求的業主以電梯噪音影響休息為由進行抵制而無法實現。這類行為都存在主觀故意,其后果是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和小區秩序的破壞,有的還會直接導致合作瓦解。不過,這類行為要么不直接針對具體個人,要么只是在規模較小或影響范圍有限的合作中出現,總體而言,還不至于對業主自治產生決定性破壞。當然,同第一類行為一樣,其影響程度同樣和行為人數量呈正相關關系。

    三是重度消極和重度傷害行為。這類行為同上述兩類行為不同,它具有明確的指向,即直接指向業主委員會中的部分或全體成員。作為業主大會的執行機構,業委會同業主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業委會受全體業主委托,督促物業公司履行服務合同,管理和經營小區共有財產和收益,執行業主大會決議,落實《小區業主公約》等等。業主有權利監督業委會工作,業委會有義務向全體業主公布執行情況、財務管理狀況等信息。這是理想的關系,但在實踐中卻很少出現。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業主針對業委會的不當監督行為,這里所說的業委會,特指由關鍵群體——積極分子組成的業委會。前文已述,積極分子是促成集體行動的關鍵因素,指向他們的不當行為所產生的后果,某種意義上是對業主自治的釜底抽薪般的打擊。不當監督中最惡劣的是對業委會具體成員的質疑、否定、人身攻擊,甚至煽動其他業主的情緒,故意制造矛盾。“不當”是指監督行為缺乏證據支持,特別是行為人故意進行有罪推定,并采取過激言行。這類言行表現,有的否定業委會工作業績,“業委會什么都不干”;有的質疑業委會執行《業主規約》的權力,在業委會制止其前兩類消極行為時,用“你憑什么管我?”反駁;有的污蔑業委會貪污,更有甚至直接對積極分子的動機進行有罪推定“無利不起早”“沒好處誰會這么積極?”“業委會的人都不交物業費”;有的則煽動其他業主,制造輿論,利用業主微信群、QQ群等“帶節奏”,鼓動業主同業委會、物業公司對立。等等。這些行為會極大地挫傷積極分子的積極性,導致積極分子退出,業主自治喪失關鍵群體,還會破壞小區脆弱的信任關系,破壞業主自治中各方良性的合作關系,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其破壞效果遠超前面兩種消極行為,是瓦解業主自治的最嚴重行為。這類行為同前兩類的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前兩類只有在形成一定規模時才會產生嚴重后果,這一類則不需要那么大規模,具體原因后文還會分析。

    究竟是哪些業主會做出上述消極行為呢?首先,大多數業主都是低度消極行為的潛在行為人。客觀上,大多數業主專注于個人生活和工作,關心小區公共事務本就有限。另外,普通人的法律認知水平不高,采取拒繳物業費的這種簡單化的維權手段也有其合理性。大多數人消極參與是社會常態,“要求所有居民都來參與所有的社區事務,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在現實中也是不可行的。”[[9]]正是這個社會常態,才更加凸顯關鍵群體的作用,也才有“委托-代理”關系存在的必要。其次,會做出中度消極行為的業主,確實屬于公共精神缺失的群體。他們對自己享有的區分所有權存在錯誤認知,區分所有權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所有權,區分所有權的行使必然受到相鄰權和共有權的限制,在他人表達合理權益訴求時,基于相鄰關系義務,相關業主也要予以配合。這類群體并不一定存在共同的群體特征,理論上全體業主都是潛在行為人,但從實踐來看,真正成為消極分子的也是少數。最后,需要著重指出做出重度消極行為的業主。這類消極分子存在明顯共性,都是個體利益受損的人。比如惡意拖欠物業費和停車費的人,因不當得利而受到過積極分子或物業公司制止的人,欲謀求利益而不得的人(比如選舉失敗的人),有其他不當利益訴求的人[[10]],其中不乏“偽精英”[[11]]。筆者在調研時,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最喜歡煽風點火的、跳的最高的往往都是不交物業費的人,老老實實交費的大都不說話。”其內在原因是,大多數人在個體利益為受觸及的情況下,正常表現是消極冷漠,埋頭個人事務。只有個人利益直接受損的人,才有更大的內驅力去表達,包括向制其受損的對象采取打擊報復措施。業主自治涉及業主關系調整,尤其涉及利益調整或利益再分配,必然要發生針對業主權利的合理限制和不當利益的剝奪,若這些業主不能正確認知和理解,就有可能采取消極行為。

    三、反激勵機制及其基礎

    集體行動的達成必須存在選擇性激勵機制,使那些為群體做出特殊貢獻的人獲得社會獎勵,并對那些沒有承擔集體行動成本的人受到社會制裁[[12]]。業主自治中普遍存在的消極行為,至少說明選擇性激勵機制并未有效發揮作用,做出消極行為的人并未受到社會制裁。消極行為得不到有效約束和制裁,就會產生與社會激勵相反的作用,即反激勵作用。選擇性激勵實現的是對集體行動中關鍵群體的動員,并通過給予其特殊優待而產生示范效應,動員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反激勵作用則是一種反動員,它對業主自治產生了負反饋和負面示范效應,會加劇更大多數的業主的參與消極性,也是對小區公共規則的破壞。同時,它直接沖擊關鍵群體的積極性,甚至可以壓倒本就有限的社會獎勵,造成關鍵群體的退出。負面示范效應沒有明確指向,其效果并不完全由消極分子的行為決定,只要小區居住環境和秩序尚未對大多數業主的生活產生明顯負面影響,消極分子的負面示范效應就缺少基本群眾,影響范圍有限。對業主自治沖擊最大的是消極分子直接指向積極分子的“定向打擊”。對積極分子來說,大多數業主的低度消極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哪怕是一些業主的搭便車行為,也并不會對積極分子產生明顯負面影響。積極分子之所以積極,并不完全出于“付出-回報”的利益計算,也就是說,選擇性激勵對積極分子的影響其實是比較有限的。現實中,很多業主并不關心業委會有哪些人,在做什么事情,只要小區生活環境和秩序讓他們滿意即可,他們也不會主動向積極分子回饋感激、尊重等社會性的獎勵。積極分子之所以積極,其實更主要是依靠其內生的自我激勵手段,即他們在參與業主自治的過程中,所能收獲到的排遣寂寞、人際情感以及自我實現的價值體驗,做貢獻本身就足以讓積極分子獲得激勵了。少數消極分子直接指向積極分子的定向打擊就不同了。定向打擊的要害在于否定積極分子的動機,所有莫須有的有罪推定都無異于“誅心”,是從行為根源上否定“積極性”的存在,直接瓦解積極分子賴以支撐其行為的自我激勵。這些消極分子“不相信有些人竟然比自己具有公共精神”“不能容忍自己中間某些人竟然比自己更高尚”“一個人投身社區自治,一定是因為‘他被物業公司收買了’”[[13]]。社會激勵有限,自我激勵又被打擊,積極分子的積極性自然難以持續。實踐中,相當多的積極分子因此灰心喪氣,最初抱著一腔熱情積極參與進來,最終卻是絕大多數“都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感受,如果讓他們重新選擇一次,他們一般是不會再選擇”[[14]]。積極分子退出產生的負面示范效應要比消極分子的負面示范效應大得多,因為前者影響的是業主當中潛在的積極分子,而真正的積極分子不愿意出頭,就會有投機分子出來,他們的活躍參與都是有不當利益追求的,如果真的發展到“偽精英”替代“真精英”、“劣幣驅逐良幣”,一個小區的真正混亂也就不遠了。進一步的,業主自治因投機分子把持而陷入失序的話,其對普通業主造成的心理損害是很難修復的,陌生人社會的信任感本就脆弱,一旦受到事實的打擊,重建難度之高無法想象[[15]]

    反激勵作用何以可能?首先,業主自治中必然存在利益調整,那些有不當得利訴求和行為的業主會受到約束甚至制裁,盡管并非所有受到約束的業主都會變為消極分子,但消極分子的產生也確實是利益調整的客觀后果。其次,消極行為缺乏有效約束與制裁。 陌生人社會難以內生出社會性約束機制。熟人社會通過彌散于社會中的發達輿論生產機制能夠不斷產生出對個體言行的輿論監督和評價,并在長期反復的社會互動中給予社會反饋,陌生人社會人際互動密度極低,難以依靠面對面互動形成有約束力的公共輿論,更重要的是,社會難以產生回饋機制,既無法給予積極分子以正向回饋,也無法對消極分子給予負面回饋。熟人社會中的積極分子能夠得到面子、尊嚴、地位等社會報酬,也能在紅白喜事等家庭大事上得到更多人捧場、幫忙和禮金的社會反饋,消極分子會受到輿論譴責,嚴重還會變成“死門子”,在舉辦家庭大事時得不到足夠的人幫忙等社會反饋。這些在陌生人社會中都不可能實現。消極分子在小區內的正常生活不受影響,在現實生活中也不會得到他人面對面的輿論譴責。這就使得消極行為的社會成本極低,同其不當得利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另外,外生性的約束機制也尚不成熟完善,消極行為的違法成本很低,執法成本卻很高,即使是指向具體個人的人身攻擊等行為,也難以在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受到懲罰。再次,陌生人社會的低度信任和信息不對稱會放大消極行為的負面效應。信息不對稱是由業主自治事務的專業性、復雜性和業主獲取信息的意愿與能力共同造成的,業主自治事務非常日常化,數量眾多,其中相當多的事務涉及法律知識、工程知識、財務知識、管理知識,且需要處理各種復雜關系,大多數普通業主并不具備主動獲取相關知識的意愿和能力,造成業主普遍對業委會具體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加上業委會在實際工作中如果信息公開不到位更會加劇信息不對稱性。低度信任是陌生人社會的內在特性,小區發育周期尚不足以通過密集互動和反復博弈形成社會信任。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就為消極分子煽動輿論提供了社會條件。不明真相的普通業主,往往更傾向于相信消極分子的“有罪推定”,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相反,積極分子自證清白采取的措施,卻不容易獲得認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積極分子能夠提供的證據并不一定能夠有效填補“有罪推定”的想象空間。業主自治事務的復雜性又決定了積極分子的舉證能力同業主“有罪推定”的想象能力之間難以彌合的巨大張力。這使得少數消極分子很容易“帶節奏”,積極分子則疲于應付,心力交瘁。最后,缺乏對積極分子的保護機制。出現消極分子對積極分子的定向打擊時,很少會有其他業主站出來向積極分子表達支持,并反擊消極分子。問題是,即使有人站出來,也很容易被利用“有罪推定”手段被貼上“利益同盟”的標簽,這使得支持者會同樣陷入“自證清白”的窘境。大多數業主最多不附和消極分子,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 沉默產生不了保護作用,反而可能增加消極分子定向打擊的傷害力:積極分子為大多數人做貢獻,在需要有人幫忙說句話時,卻收獲到普遍沉默,不能不讓人“寒心”。證實上述因素,導致消極行為的范激勵作用很容易取得明顯效果,使本就孱弱的業主自治雪上加霜。

    四、消極分子的約束機制

    業主自治是在陌生人社會形成秩序的過程,“陌生人社會”是我們思考業主自治問題的前提和基礎。同時,我們還不得不面對并接受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社會中的人群很難廣泛參與公共事務。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小區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許多人更傾向于在小區中過少被打擾甚至不被打擾的私密化的生活,社交休閑需求也更多安排陌生化的可以自由進出的城市公共空間里,社交對象也主要是親緣、業緣和趣緣群體,小區的地緣關系很難成為其主要的交往對象。受“共同體”理論的影響,許多人希望實現陌生人社區的熟悉化,將小區建設成守望相助、有著密切人際關聯和社會認同的共同體。這作為一個理想目標未嘗不可,但在可預期的相當長時間里,共同體都難以變成現實,我們就不得不在陌生人社會的基礎上探討業主自治的可能性,進言之,業主自治要在大多數人只會消極化的低度參與的現實基礎上實現。關鍵少數的重要性因此而凸顯,對此,“抓兩頭促中間”這句俗語或許可以給我們啟發。俗語是一種民間智慧,是人們在生活中經過長期重復性博弈中形成的“對重要社會機制的總結”[[16]],具體到業主自治實踐中,“抓”關鍵少數“促”中間多數不失為可以探索的機制,而這個機制的關鍵,就是將關鍵少數抓好。

    關鍵少數分布在人群的“兩頭”,也就是積極分子和消極分子。許多研究關注到抓積極分子對于促成業主自治的重要性,卻忽視了消極分子同樣具有關鍵作用。本文揭示了消極分子的作用機制,從中不難發現,消極分子對業主自治最嚴重的破壞是其對積極分子的定向打擊。許多人關心如何給予積極分子以選擇性激勵,卻沒有認識到,如果不能對消極分子的反激勵行為進行約束,可能激勵機制也會被摧毀。在這個意義上,建立對消極分子的約束機制,其意義并不亞于針對積極分子的激勵機制。這里需要強調兩點,一是約束消極分子的反激勵作用,同“選擇性激勵”理論內含的“社會制裁”并不完全相同。社會制裁主要針對搭便車行為,社會制裁的實現特別依賴于社會內生力量,因此對群體規模有內在要求,如果群體規模過大,就需進行內部的分層分工,以符合“小組織原理”[[17]]。但是,業主自治的社會基礎決定了僅靠社會內生力量很難形成制裁機制。我們需要在社會制裁之外,建立更加現實和穩定的約束機制。二是要對消極分子的消極行為采取分類約束的措施。消極行為的反激勵效應差異巨大,不存在一刀切的約束辦法。比如低度消極行為中消極參與,某種意義上就不是要約束,而是要靠“抓兩頭”來“促中間”。最緊迫的約束機制是針對中度與重度消極行為的,特別是后者。

    首先,構建業主自治體系同基層行政執法體系更加順暢的協作機制,將城市管理執法力量下沉到小區,實現對業主不當行為的有效懲處。目前,小區中的違法違規問題主要依靠物業公司和業主委員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一是物業公司和業委會都沒有行政執法權,面對違章搭建等侵占公共利益或其他業主權益的行為,只能依靠勸阻,根本無法予以有效制裁。由于缺乏支撐,業主自治共約也淪為一紙空文。二是作為直接的利益相關方,物業公司和業委會都存在兩難:管,效果并不好,還會得罪業主,可能給物業公司增加一個欠費對象,給業委會增加一個反對派。不管,其他業主有意見,認為物業公司和業委會不作為,同樣可能增加欠費對象和反對派。行政執法力量不但擁有權力,其介入還有助于破解業主自治中的兩難困境。但目前的基層行政執法力量很少直接介入小區事務,態度消極,執法被動。在治理重心下沉的背景下,要盡快完善行政執法力量同業主自治體系之間的協作機制,推動執法力量下沉到小區進行常規執法,將問題化解在平時,降低業主消極行為積累和擴散化的幾率。

    其次,完善業主自治監督體系和監督機制,最大限度減少信息不對稱的風險。信息不對稱是少數積極分子有罪推定并煽動不明真相業主的基礎,要從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出發,完善業主自治的監督體系和監督機制。強化社區基層組織督促和檢查業委會信息公開的制度,彌補普通業主常規監督的不足,可探索設立社區基層組織成員和業主代表組成的小區監督委員會。目前一些地方探索居委會與業委會交叉任職,但在法律上存在諸多限制。小區監委會組織靈活性更高,更容易操作。設立監委會,能夠大大強化業主通過正常合理渠道實現監督的能力,進而壓縮消極分子不當監督的空間。

    再次,建立組織化的積極分子保護機制,制衡消極分子的反激勵機制。陌生人社會難以內生出對積極分子的保護機制,引入外部力量是最現實的辦法。社區基層組織要為業主自治中的積極分子提供組織化的保護,在積極分子遭受消極分子質疑、詆毀、攻擊時,社區基層組織要及時介入,調查情況,澄清事實,維護積極分子的聲譽和權威。基層組織在小區中沒有直接利益,地位相對超脫,適合扮演仲裁者和規則維護者。基層組織既可以直接提供保護,也可以通過發揮監委會作用,由監委會承擔保護職責。對積極分子的保護,實際上也是對消極分子的制衡和打擊,每一次保護和制衡都是對小區正義的伸張,也將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激勵更多潛在積極分子沒有顧慮的參與到業主自治事務中。



    [[1]] 本文為筆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多元共治視角下城市社區物業糾紛化解機制研究”(18YJC840036)的階段性成果。

    王德福,1984年生,山東臨邑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城鄉基層治理和社區建設研究。

    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實地調研600多個工作日,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CSSCI期刊論文24),其中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5篇。出版專著《做人之道》(商務印書館)等3本。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八一路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郵編:430072

    手機:18164102727

    郵箱:[email protected]

    [[2]] 羅家德等:《自組織運作過程中的能人現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3]] 朱健剛、景燕春、楊磊:《社區社會組織的動力機制與精英依賴——對D小區業委會籌建的民族志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04期。

    [[4]] 王德福、張雪霖:《社區動員中的精英替代及其弊端分析》,〔北京〕《城市問題》,2017年第01期。

    [[5]] 孫璇:《社會微治理視野下的社區精英治理機制研究》,〔廣州〕《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2期。

    [[6]] 趙鼎新:《集體行動、搭便車理論與形式社會學方法》,〔北京〕《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01期。

    [[7]] 楊寶、王兵:《社區自治中的內生懲罰:自主組織規制搭便車行為的策略研究》,〔北京〕《中國行政管理》,2016年第05期

    [[8]] 《都市中的民主“麻煩”》,〔北京〕《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30期。

    [[9]] 唐娟等:《社區有限性與社區積極分子激勵機制創新》,〔鄭州〕《河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06期。

    [[10]] 何雨:《城市治理中小區業主自治的異化與對策——基于N市某區的調查研究》,〔上海〕《上海城市管理》,2015年第04期。

    [[11]] 李春云:《業主精英與偽精英們》,〔深圳〕《住宅與房地產》,2015年第23期。

    [[12]] [美]曼瑟爾·奧爾森著:《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頁。

    [[13]] 秋風:《業主自治,尚需從頭學起》,〔北京〕《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第30期。

    [[14]] 梁柱:《業委會主任——一個令人尷尬的角色》,〔北京〕《中國物業管理》,2005年第07期。

    [[15]] 筆者20187月在重慶長壽區調研時,當地有一個小區,就是因為上屆業委會被投機分子把持,3年前陷入混亂,業委會被罷免。但是,在社區居委會千方百計動員出另外兩位有正義感的積極分子出面組織重新選舉業委會時,卻沒有成功,少數業主直接面對面指責這兩位積極分子是想撈好處,還利用各種機會向其他業主散步輿論,說不能再搞業委會,業委會就是占業主好處的。時至今日,這個小區仍處于沒有業委會,也無法召開業主大會的局面,小區物業公司自然缺乏監督,只是維持底線服務。

    [[16]] 趙鼎新:《集體行動、搭便車理論與形式社會學方法》,〔北京〕《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01期。


    [[17]] 同上。



    本文發表于《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 責任編輯:王德福
  • 相關文章
  • 發表評論
  • 評分: 1 2 3 4 5

        
  • ·請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 ·用戶需對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務過程中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直接或間接導致的)。
  • ·本站管理員有權保留或刪除評論內容。
陕西十一选五基本走势图表